第一，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挑战。货币贬值包括CPI、PPI和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三个指标，比通常说的通货膨胀CPI范围大。自金本位货币体系解除后，全球货币发行数量已经越来越超过已有的商品实际交换需要，加之赤字性财政政策、信用消费等透支未来的经济行为大量涌现，GDP的增长已不仅仅是社会实际财富的增加，还包括货币数量的增长。货币已不只是一个经济计量工具，其本身数量增加也构成了经济总量。换句话说，货币通过改变计量尺度增加了GDP总量。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作为计量企业资产和经营结果的会计准则要真实客观反映一个企业一定时点的资产情况和一个时期的财务情况也就面临巨大挑战。

　　第二，股票等特殊金融资产计量的挑战。股票的实际市场价格是由市盈率、供求关系、投资（机）心理、市场操作、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形成的结果。股票的理论价值是市盈率决定的，即持续经营的企业未来若干年每股收益折合为今天的股票价格，问题是，未来每股收益只是一个假设预期，这样未来的虚拟收益变成了今天的真实价值。按照市场公允价值反映企业持有的股票在报告期内的价值也只是反映了这一时点的偶然结果，并且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还要相应剔除未来假设的风险（当然不排除反过来有更大的收益，但在人类已有的经验中，假设风险总是大大超过假设收益）。实际情况是股票价格每年都动荡不已。所以，如何计量股票这样的特殊金融资产是会计准则面临的第二个挑战。

　　第三，信托、保险、期货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的挑战。信托的出现让资产的所有权、经营权、继承权、风险权、收益权、增值权等可以完全分离，保险和期货的出现让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可以向外部分散和转移，互换业务及更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让本已支离破碎的资产在时空上更加错乱。会计准则更多是对完整资产的计量，同时是在确定的时空下进行计量，当信托、保险、期货及其他衍生金融工具愈来愈广泛运用到企业中，会计准则在计量方面已经力不从心，或严重滞后，或顺从潮流却丧失了会计一些基本原则。这是会计准则面临的第三个挑战。

　　多年前在美国发生的“安然事件”导致一个超级跨国公司的倒闭，但人们更多只是表面上反思认为这是企业高管做假账，会计师事务所纵容做假账的个别想象。等到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后，人们才深刻反思，其实与“安然事件”一样，主要原因之一是过高杠杆比例使用金融衍生工具、过度透支未来消费所致。会计准则制定者是否也应该反思：为什么社会能够这么高比例使用金融衍生工具？为什么社会能够这么过度透支未来消费？对此，至少需要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在采用市场公允价值计量股票等金融资产价值时，是否应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细分区别处理？比如，把计算期间加长至三年，并采用加权平均方法计算股票价格，从而减少每个报告期股票收益的波动；又比如，在市盈率超过一定比例时就要求提取类似其他资产的减值准备，比率越高提取越多；再比如，上市不到三年的股票只能按历史成本计价，超过三年才能采用市场公允价值。

　　第二，股票期权计入成本时通常是按照经济模型并考虑各种因素计算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的，是否应增加未来股票下跌因素的权重，同时应将管理层行权的条件制定得更加严格，期限应该加长，引入收付实现制等等。管理层取得的报酬与其终身福利计划挂钩，并且是动态的，是根据其未来为股东带来的实际收益且在股东实现时按一定比例兑现，而且仍然要安排一段时间的锁定期。

　　第三，对于互换业务、特殊目的公司、表外科目及其他更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核算和计量、特殊目的公司、表外科目及其他更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核算和计量，是否应该遵循更严格的稳健原则，对未来风险不能确定的收入加以限制才能计入收益，计入收益部分要增加风险减值准备比例，对表外科目设法在表内加以反映，实在无法反映的，要充分披露相关信息。

　　假设如此做了，结果可能是：企业在经济繁荣时报告期内计量出的资产和利润没有那么多，在经济危机时也不是那么少；企业财富数量不会这么大起大落，金融市场不会这么频繁动荡；高比例使用金融工具和透支未来消费的行为受到抑制从而大大减少，更不会出现像这样“合法”的荒唐情形：雷曼总裁福尔德在公司倒闭前五年里总共获得的薪酬累计近5亿美元！


（中国证券网　　　吴学军 　　2008-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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