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新秀】（财新专栏作家 张丹红）说“也谈”是因为有关危机爆发原因的文章已经很多，我不是非凑这个热闹，只是想把这两年对危机观察的心得写下来，也算是整理一下思路。

　　如果把2009年10月希腊新当选政府承认前任上报欧盟的数字有假、实际赤字率将远超过预估作为欧债危机的起始点，那么从债务危机发展到货币危机、新一轮银行危机和经济危机，直到目前的社会危机，危机早已成了欧元区的常态，而且今后几年内没有根本改观的希望。欧元区的危机是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部分，但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欧洲货币联盟的危机更深重、更顽固、更持久。这不能不使我们得出结论：欧元区的危机与欧元密不可分。

　　欧元早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德国总理科尔认为政治联盟应与货币联盟同步，统一货币应是欧罗巴合众国的皇冠。既然政治联盟遥遥无期，科尔也便完全没有成为欧元之父的野心。但历史的发展没有给他别的选择。为了抓住德国统一的天赐良机，为了让邻国相信德国力促欧洲融合的诚意，科尔放弃了政治联盟先行的主张，很不情愿地成为统一货币的奠基人。历史将欧元接生婆的角色给了他的继任施罗德。1999年欧元正式诞生的时候，施罗德曾毫无激情地说：“统一货币是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

　　而欧元头几年的风平浪静又使政治家飘飘然，误以为过去的一切担忧都是多余。“经理人”杂志副主编亨利克•米勒在“欧元前景”一书中写道：“欧元是个被政治家长期忽视的货币。”言外之意，货币联盟各国政府在欧元早产之后没有给她滋补营养，健体强身，而是各打各的算盘，将欧罗巴合众国的梦想和远景抛到九霄云外。

　　政治挂帅

　　既然没有政治联盟，不能协调各国的财政政策，那就立下明确的规矩：每年预算的赤字率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总债务额必须控制在GDP的60%以下。这是1992年通过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核心内容，并于1997年融入欧盟稳定和增长公约。按照德国的设想，这两项指标既是加入货币联盟的前提条件，也是入盟之后雷打不动的规则，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出现一国负债无度、他国承担后果的局面。

　　如果严格依照马约标准，1999年货币联盟启动时恐怕只有5个国家过关：德国、法国、奥地利、荷兰和卢森堡。意大利是欧洲融合进程的先驱之一，不带意大利怎么也说不过去。比利时凡事与卢森堡摽在一起，将这对孪生兄弟分开也不够意思。再说政治家做事怎么能让经济指标束缚手脚。因此从一开始马约标准便基本是形同虚设。要加入欧元俱乐部，只要得到欧盟部长理事会多数同意即可。于是，首批成员国中也包括了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而正是这几个国家成了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的忧患。

　　接纳希腊

　　2001年1月1日，希腊成为欧洲货币联盟第12个成员国的时候，明知这是个错误的政治和经济界人士也许不计其数。区别只在于：有人认为这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错误，因为希腊的国民经济总量只占欧元区的2%；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一粒老鼠屎能坏一锅汤，欧元区这一“失足”将带来无穷后患。

　　希腊入盟时是个正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国家。从经济结构到国家管理，这个南欧国家都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世界银行比较在各国投资的官僚费用，公布Doing Business Index。2011年，希腊在183个国家中名列第100位。德国前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朗哈默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对于一个欧元区国家来说，这样的排名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一个远远落后于欧元俱乐部其他成员的国家当初能够蒙混过关，可归结为几个原因：第一，希腊财政部官员在高盛专家帮助下，对统计数字进行了“梳理”，从而至少实现了预算赤字的达标；第二，1998年德国红绿政府上台，壮大了欧洲左翼政党的声势，大家自然愿意助希腊的左翼政府一臂之力；第三，欧元虽然早产，但降生之后，没有并发症，一天天茁壮成长，使政治决策人以为，多一个经济无足轻重的希腊又算得了什么；第四，雅典政府也确实努力了一把。

　　不知哪一位经济学家曾说：“在一个货币联盟中，最弱的成员国决定了共同货币的底气有多足。”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几次差点儿因希腊崩溃，正印证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希腊某种程度上成了欧元区的特洛伊木马。

　　无视规则

　　上面已经提到，欧盟部长理事会在决定要谁不要谁的时候，往往将政治考虑放在首位，对马约和稳定公约的债务标准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货币联盟诞生之后，赤字率和债务率上限屡屡被突破就不足为奇了。而情节最为严重的是2003、2004年两个最大欧元国——德国和法国连续违规。两国政府还串联游说其他国家不启动惩罚机制。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曾任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师的奥特马•易欣甚至将德、法带头犯规视为导致欧元区眼下尴尬处境的因素之一。

　　在一次有关欧债危机的研讨会上，易欣说，他当时很为自己的国家汗颜。在欧洲层面的会议上，总有来自努力争取入盟国家的代表将他拽到一边说：“你们德国怎么了？我在家里要求大家遵守财政纪律。对他们说，如果我们不达标，苛刻的德国人不会让我们加入货币联盟。可现在你们自己犯规！”在易欣看来，德、法当时的表现持久损害了欧元的威信。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德、法开戒之后，货币联盟内部类似的犯规案例有上百个，无一受罚。

　　金融体系准备不足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主席克雷门斯•弗斯特认为欧元最大的缺陷不是没有政治联盟作后盾，而是在货币联盟成立之前，没有对金融体系做适当调整。他在半年前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当时应当做好货币联盟单个国家有可能破产、需要实施债务重组的准备。银行必须能够承受一个成员国失去支付能力带来的损失。这意味着，银行必须增加自有资本。”

　　不过，让政治家居安思危也许有些苛求了。直到危机如火如荼之时，欧盟才下决心整顿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措施便是提高自有资本率。但在银行本已陷入困境的时候要求它们预备更多的资本以备不时之需，无疑又加剧了银行危机，同时使实体经济借贷更难。

　　弗斯特教授认为当初还应当限制银行购买国债，这便涉及到危机的下一个起因。

　　银行与国家之间过于依赖

　　按照欧盟的规定，银行为单个消费者和企业提供贷款或进行其他交易都必须以相应比例的自有资本作抵押，以降低风险。唯独买国债用不着。言外之意：此项投资的风险为零。直到今天，国债交易仍不需任何抵押。而希腊债务重组的先例已经告诉我们，欧元国的债券不仅蕴含风险，而且风险相当高。还有一系列的欧元国家也在破产的边缘徘徊。欧洲政治再不修改相关规定，岂不是严重失职吗？

　　其实，政治决策人按兵不动也是太可以理解了。重新评估国债的风险无疑意味着截断国家的财源。比如危机国意大利是世界第三大债券市场，政治僵局更使国债风险看涨。假如依照风险程度要求银行备好相应抵押，这无疑将是对意大利宣判死刑。

　　欧元区国家与银行之间早已是吸毒者和毒品贩之间的依赖关系。爱尔兰、西班牙和塞浦路斯是银行将国家拉下水的例证，而希腊则是国家坑害银行的典型。

　　欧元国辛勤垒筑债台

　　对慕尼黑ifo经济研究所所长辛恩来说，欧元的历史应当从1995年算起。因为在那一年，欧元诞生终成定局，各国开始为达标而努力。金融市场对可能成为首批欧元俱乐部成员的国家逐渐开始一视同仁。对一向深受高利率之苦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南欧国家来说，欧元的即将到来好像是上天的一份厚礼，支付同样金额的利息可以得到两倍、三倍于从前的贷款。希腊紧随其后，其国债的风险溢价一度与德国不相上下。

　　意大利和希腊传统上是债台高筑的国家。两国没有利用低息的厚礼，降低总债务额，而是把低息当成继续堆积债务的理由。从1999年到2009年危机爆发，意大利的债务总额逐年稳步上升，2009年达到1.76万亿欧元，占GDP比约120%，是稳定公约设定负债额度上限的两倍。希腊国家的债务增长速度更快，从2001年入盟时的1400亿欧元上涨到2009年的3000亿，翻了一番还多。同期内，债务额度由大约100%上升到将近140%，创了欧元区的纪录。

　　大树底下好乘凉。在德国良好信誉的荫庇下，希腊以为无限借贷的好日子可以无止无休。2009年10月新当选政府不得不吐露真情的时候，金融市场才如梦初醒，发现原来欧元国与欧元国不一样，希腊的财政状况与德国不可同日而语，主权债务危机由此引爆，并一发不可收拾。

　　楼市热推波助澜

　　欧元的低息优势给过去高利率、低收入的国家一度带来了繁荣。那里由工资和物价上涨带动的通胀率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而欧洲央行的利率却一视同仁，因此，南欧和爱尔兰去除通胀因素之后的实际利率低于其他欧元国家。在这样优惠的条件下，不借贷似乎成了傻瓜。贷款投资的目标往往是房地产。以西班牙为例：据国际货币基金的统计，1992年，建筑和房地产领域的贷款相当于GDP的10%；2009年，这一比率上升到43%。该国楼市价格在1995到2007年之间翻了三番。爱尔兰的房价在2002到2007年5年间上涨65%。泡沫破裂的时候，首先遭殃的是两国的银行。为了拯救金融领域，国家债务飙升。爱尔兰被压垮，西班牙仍在挣扎。

　　成员国间竞争力的差距越来越大

　　上面我已经提到，加入欧元俱乐部之后，南欧国家没有利用低息这份厚礼理顺财务，勤俭持家，而是终日狂欢，一醉方休。希腊人的工资像脱缰的野马。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达巴蒂去年接受我的采访时说：“1995年以来，希腊的单位劳动成本提高了75%，德国几乎是原地踏步。”其他南欧国家没有希腊那么“肆无忌惮”，但是工资涨幅远远高于德国。这使这些国家的单位劳动成本随之提高。

　　德国在货币联盟成立的头几年曾是欧元区的“病夫”。单位劳动成本高，劳动市场僵化。2003年，施罗德总理开始实行痛楚的改革。工会在劳资谈判中采取克制态度。结果，德国雇员的实际工资几年时间里没有什么变化。这给德国产品带来价格优势。几年之后，德国经济由欧洲尾灯变成了火车头。若在过去，马克的价值会像芝麻开花。可是欧元区还有一批受苦受难的弟兄，它们使欧元不可能如马克一般坚挺。

　　这双重的价格优势使德国的出口如虎添翼，其增长的速度远远超出GDP的涨幅。去年德国经常帐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是世界上最高的。而与德国存在逆差的主要是南部欧元国家。据高盛的一份调查报告，尽管希腊人的收入已大幅降低，但要达到德国的竞争力，该国仍需贬值30%，葡萄牙35%，西班牙和法国20%。由于这些国家没有自己的货币可以外部贬值，只能通过降低工资来进行内部贬值。不平衡问题的爆炸性可想而知。

　　经济学家弗斯特曾经对我说：“价格和竞争力的差距是欧元区最大的祸根。”在他看来，昔日的软货币国家必须像10年前的德国一样，义无反顾地改革。否则，欧元崩溃是早晚的事。